我们这地方在游河（串场河）东边，原来叫柏李乡第三保，靠近便仓、伍佑，日本鬼子利用和平军白天来敲、晚上来抢，老百姓吃的苦大发了。我50多岁的父亲被抓到陈巷大庙，吊起来用棍子打，血剌剌的，一放下就瘫在地上。和平军放话：拿钱赎人，否则就送交盐城的鬼子。家里卖了一头牛、一头猪，外加20石黄豆，足有斤，才把父亲赎回家。我家从此成了贫农。

　　便仓有个叫大伟子的老家伙，仗着小伙（儿子）当和平军，经常到老百姓家送“发财条子”，上面写某某人家多少钱，限期交过去，不然就抓人。有一次，大伟子到东边彩宏家、小羊子家送“发财条子”，被吴彩雨和哥哥吴彩堂捉住，绑起来送到我们的伍佑区里去了。区政府就是个大箬子（敞口竹篮），要转移了，公章文件往里一装，挎起来就走。

　　地方上有坏人汇报给他小伙。第二天鬼子就带着和平军来报复了，一趟几十个人，一把火把第二保小学的4间房子烧掉了。为什么要烧学校呢？是怕共产党有落脚开会的地方。

　　这帮人调过头又把彩宏家、小羊子家的房子点着了。接着去烧儿子当新四军的陈二爹爹的房子，结果弄错了，把西边的陈俊龙、陈俊荣两家的房子烧掉了。

　　当时，不少和平军的家在陈巷。陈为栋是营副，陈佳吉是连副，陈爱顺是一个小头头，他在陈巷东边有一小婆娘（姘头）周氏。有一天晚上去相会，有人告诉我们陈爱顺留下过宿了，民兵出动了十五六个人去捉，我也背着土枪去了。

　　到了周家，喊门不开。我们抬起一根车轴（水车的中轴）撞开大门，一看屋里没人，这边门忽然动了，原来是陈爱顺藏在门板腋头（门后），吓得抖豁起来了。民兵分队长陈元连是个大个子，一把揪出这家伙，送到区政府，枪毙在涵水洞（亭湖黄尖一带）。

　　“三大头”也是陈为栋屁股后头的小头头。那一年麦口里（麦收时节），他在东边人家翻东西，看见民兵来了，把枪往柏达瑞家的菜籽田里一塞，跑掉了。很快，便仓下来50多个伪军。我一看不好，赶紧往东跑。陈文斌、陈文锦等好几个人没走掉，被抓去坐了二三十天碉堡，花了很多钱粮才赎回来，文斌家差点连堂屋也卖掉。和平军有话：“丐花子也要打三碗馊粥下来。”这些人什么都抢，连锅碗破衣服夹袄子都要撸了带走。

　　想抓“三大头”不容易，他妈妈死在陈巷，我们晓得他要从便仓回家送葬，就趁夜色摸过去，有带双鼻孔的老套筒，有带“泰州造”（在泰州产的步枪）的。在离“三大头”家还有半华里的大庙，迎面来了一个打更的。我们对更夫说，狗都不咬了，你还敲什么？他连声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不着声。”哪知他离了不到一块田就死命敲锣，大喊“抓土匪啊”。我们赶紧撤。

　　我们回到村里王家吃晚饭，叫人再去打探，回话说“三大头”回来了，在家哭呢。已到四更天了，我们立即摸过去，先把门口封起来，冲进去大喊：“别动！”“三大头”一开始蛮老实的，被绑起来带走了。

　　半路上，“三大头”说家里有个自鸣钟，要送给民兵，想赖着不走。想到斗争形势错综复杂，我们在老马路西边把他干掉了。

　　虽然已88岁高龄，但陈文青老人记忆力极好，他和退休教师陈康龙、热心人卞康全一起，将与伪军、汉奸较量的桩桩件件从容道来，亲缘关系、地名地形等等，说得极细。

　　记者发现，号称“和平军”的汉奸兵，数量超过日军，有的其实也是本地人。这些人廉耻颠倒，为害乡里，对日寇奴颜婢膝，对乡亲穷凶极恶。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长省思的问题。

　　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贞。抗战教育了人民、判明了正邪。当老百姓被发动起来，汉奸们势必惶惶不可终日，一个接一个地被干掉，实是历史潮流应有之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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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白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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