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家靠给殷元太家种田过生活，殷家住在盐城太平桥北边，六七十亩田都交给我家种，东西各一部风车，每年交足老板的租子，剩下的留在家里，还能吃得饱。

　　民国33年（年）4月份一个下午，菜花开得黄灿灿的，百十来个和平军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，突然从孙英过来了，见东西就抢。村里人四处跑反，只有“和平保长”马三爹爹敢上前搭话。他60多岁，人不坏，是我们组织上推他去当保长的，跟敌人“维持维持”。和平军头子也认得他，情势稍微松了松。

　　我家里只有妈妈留下来看东西。几个和平军抓了我家几只鸡子，又闯进门把我大哥张正和结婚的礼帽从站柜里翻出来抢走了。我妈妈往回抢，反被他们凶凶地打了几个嘴巴子。这个事我们家几代人都不会忘记的。

　　我和嫂子朝土地庙方向跑，她还夹着两件女式新棉袄。我们推开一条小船到了河北，刚上岸就被两个和平军追上了，一边大喊不许跑，一边啪地放了一枪，哪还能跑！他们一上来就抢走了两件棉袄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　　我们穿的都是老土布褂子，现在新棉袄被抢了，实在不甘心，回头看到一个穿黄制服的和平军头子，就跟他哭闹。把这个人烦够了，就说，你们找保长要去。过了几天，马三爹爹还真把棉袄要回来了。

　　“和平军下乡，老百姓遭殃，鸡鹅鸭抢光，箱子底朝上”。我们都恨死这帮坏人了。我们家也算是抗日家庭，大哥是区游击队长，二哥张正宣是乡民兵中队长，堂叔张苗付在徐韦做过村长，一个姑姑是妇女队长。我上过小学，私塾念了一寒一春，15岁就做妇救工作了，第二年入的党，介绍人是区里派下来的胡宝才。

　　我入党后就被胡宝才、孙基浪推选当新民乡乡长了，才16岁呢。我说我文化不高，他们就说，找一个带笔的跟在你后头写写画画不就行了？要我大胆干。

　　当干部抗日，等于把头拎在手上。和我一样的乡村抗日干部，古亭乡乡长顾天如被汉奸带着伪军抓到盐城小海滩（今先锋岛一带）活埋了；精诚乡指导员董维高因为当地汉奸告密，被孙英的敌人抓去打死了，他家就在祁庵；金剑仁16岁当乡指导员，19岁牺牲……

　　那个时候敌情凶险，最近的碉堡只有二三里，我们开党员会只能在水田里的坟茔滩上。我家不在庄子上，有点偏，游击队员常到我家碰头吃饭，饭一煮就是一大锅。我妈妈腌了一大缸咸菜萝卜，都被他们吃光了。

　　曾经有两个新四军伤员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，三四十岁，都是腿子受伤，部队把药带过来，由我家人服侍。新民人好呢，直到他们养好伤，也没有人报告过（敌人）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上级要藏起一批机器和弹药，开会时我说，让我去办吧。等船到李梅庄，我就找村长李成庆喊来几个民工，把它们囥（藏）到村民李保山家的南屋里。他家在“僻僻岛”（偏僻地方）上，不引人注目。最后，这些东西一样不少上交组织了。李家后人还在呢。

　　听张奶奶讲抗日家史，如同经历一次时空穿越，被拉回到70多年前的盐城农村——日伪横行，民生倒悬，百姓忍无可忍。她16岁就当乡长，完全是被逼出来的。

　　我为前辈们的勇气和智慧深深折服：推一个自己人当“和平保长”，在刀锋前面忽悠敌人；选一个16岁的姑娘当抗日乡长，非常之时敢用非常之人；将伤员藏到敌人眼皮底下养伤，则显示与老百姓同仇敌忾有充分的自信！

　　大历史里的小细节，往往蕴含战争成败的终极信息。信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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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白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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